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殇璃全文阅读这样做官?猪狗不如......-政策最前沿

admin 全部文章 2021-03-09 189

这样做官?猪狗不如......-政策最前沿



一、官场江湖义气,封建流毒浸淫下的买官卖官!
收钱办事,办不成退钱;对“发小”、同学相托,能帮则帮,能“免单”尽量“免单”。安徽省滁州市委原副秘书长张有志,把这套“规则”当作“为官之道”,最后让自己走上了不归路。然而,竟有少数人觉得这是“讲义气”。
“拿人钱财,给人办事”,这似乎很符合常理,听起来也挺“讲义气”。事实上,这决不是为官之道,而是江湖义气;决不是公权为公的逻辑,而是商业往来的规则;决不是为党为民的正义之气,而是贪图利益的等价交换。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发财应两道,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为官者手中有一定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是为民为公的,而不是用来搞交换、搞兑现的。那些“拿人钱财,给人办事”的思维,偏离了公权为公、公权为民的逻辑,是把权力用在了谋取私利上,本身就没有什么合理性、正义性,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讲义气”。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决不能把商品交换那一套搬到党内政治生活和工作中来。”商品交换只能用在市场上。把等价交换等商品交换原则搬到党内政治生活中来,以此来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与下级、同志与同志、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极易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商品化、功利化,这是任何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坚决反对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权力作交易,腐败现象必然恶性膨胀。那些官员或商人眼中的所谓“义气”,其实是权钱交易,是你好我好的利益互惠。
看看那些“讲义气”的贪腐官员的行径,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所谓“义气”决不是无偿的,都是有附加条件的,有“红包”才讲“义气”。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的办事原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凡是收了钱的,都一定会帮人办。但如果没有红包,要想办成事,比登天还难。尚军的一位老领导身体不太好,想把在外地工作的儿子调到自己身边有个照应,当时她一口答应,但直至其接受组织调查,此事依然没有着落。
还有一些贪官更善于伪装,他们往往在圈子里、关系网内“讲义气”。河南省安阳市人社局原副局长卢铭旗坚持“三不收”:信不过的不收、关系不好的不收、家庭困难的不收。像这样的“义气”,说得好像很有原则,实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妄图掩盖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义气,本指节烈、正义的气概,引申为刚正之气。对党员干部来说,“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真正的讲义气,就是讲正气,恪守为官之道,坚持公权为公、公权为民,做到按党性原则、党规党纪办事,时时处处把公平正义放在心中,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决不能搞权力兑现那一套,决不能把商品交换原则用在为官从政上。
二、谋官、骗国家资金,同乡会之毒胜过邪教!
帮年轻干部谋官,骗国家专项资金,有分工、有章程、有经费:这个隐蔽运作18年的同乡会能量咋这么大?
一位副县级干部,被人称为“旷会长”;他参与组建的同乡会组织严密,有章程、有分工、有固定经费,成为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小圈子”……
近期,湖南衡阳市纪委查办了一起利用同乡会资源、涉嫌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大案,一个隐蔽运作长达18年之久的店门同乡会浮出水面。
编织关系网,形成“同乡帮”
店门镇是南岳衡山的南大门。据湖南省衡阳市纪委调查,1999年冬天,29名店门籍政府官员集聚,商议成立店门同乡会,入会门槛是衡山县官场中店门籍的科级干部。
2006年,店门同乡会换届,作为组建人之一的旷锦堂当选为会长。时为科级干部的旷锦堂接手后,大量发展会员,将店门籍年轻干部、村干部和企业老板也吸纳进来,同乡会规模增加到150人左右。
店门同乡会几乎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搞活动联络感情。活动经费除了每人每年缴纳的会费,更多来自会员赞助。一些人甚至以单位的名义为活动买单。
为形成利益共同体,旷锦堂在一次同乡会全体会议上讲,要帮助会员中的年轻干部谋取政治进步,要扶持会员企业发展,为他们争资金、跑项目。
店门同乡会组织严密,有章程、有分工、有固定经费。衡阳市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吴明伟说,店门同乡会理事会下设4个组:衡山行政组、南岳行政组、民营企业组、科教及对外工作联络组。加入店门同乡会的党员干部众多,既有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有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很多人是为了寻求政治资源。衡山一度形成“店门帮”。
这一组织,谋求不正当政治经济利益,对当地政治生态造成负面影响。今年5月,衡山县民政局宣布店门同乡会为非法组织,依法没收活动经费7万多元。6名县处级干部、32名正科级干部、21名副科级干部被提醒谈话,旷锦堂、李某琪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众筹”权力变现,合谋骗取资金
表面上是乡情,背后是谋私的把戏。根据衡阳市纪委调查,2013年底,店门籍商人文某、刘某邀请“旷会长”一起成立天华公司,从事农业项目,旷锦堂负责协调政府关系和政策扶持。文某、刘某分别投入47万元、20万元,旷锦堂夫妇分文未出,殇璃全文阅读却占股25%。
时任衡山县农业局局长的李某琪是店门同乡会的常务理事长。他通过儿媳妇持有这家公司15%的股份。入股后,李某琪多次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并为公司争取项目资金。
2014年初,旷锦堂倡议会员集资建设“天华山庄”,并承诺每个参与人员可拥有一间房屋的产权。最后10多名党政干部投资,“众筹”资金60万元。
然而,天华山庄建设计划投资额达300万元。面对资金缺口,旷锦堂、李某琪等人合谋打起国家项目资金的主意。2014年至2016年,天华公司以天华生态农庄为载体,共获得国家项目资金近800万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同乡会成员的职务便利弄虚作假而来。
天华山庄所在地店门镇能仁村,有一处“天华人防疏散基地”,仅见一些规划图和标志牌。村干部说,村里从没有和基地对接过,相关资金不知用途。据调查,衡山县人防办原副主任正是该同乡会成员,人防项目的一大笔资金主要用于天华山庄建设。
听说国家大力扶持合作社文君竹,旷锦堂又“指导”天华公司虚设一个乐源蔬菜种植合作社,通过伪造工商登记资料、编造合作社成员名单、虚开销售收入证明材料,骗取国家专项扶持资金50万元。
同乡会变异,折射“圈子文化”毒害
店门同乡会是一起违反政治纪律的典型案件。衡阳市纪委书记包昌林认为,党员干部搞“圈子文化”“山头主义”,导致上级政策在执行中变形走样,削弱执政能力。
有的干部受到提拔后,并不认为是组织的信任和培养,而是感激某个圈子或其中的某个领导。如果没有圈子,便设法造圈子。衡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一些干部“认干亲”“拜兄弟”,有的干部在讨论人事调整的会议上直接说“某某是我干儿子,要多关照”。
针对此,2016年衡阳市出台从严监督干部的10项规定,同时对“认干亲”进行了专项整治和全面清理,“认干亲”的风气得到有效遏制。衡阳市委负责人表示,必须营造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以及“亲”上加“清”的政商关系。
三、"政治攀附"首用在他身上 "帮派化"成落马官员特征
近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魏民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此前他被通报“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
与之“神同步”的是陕西两名厅官的落马:22日,陕西西咸新区党工委原委员李益民被双开;23日,西安旅游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大有被双开。
检索可知,被批“政治攀附”的落马官员,一共5个,这里就占了3个。
爱吃面竟然成了官场投机的机会
中纪委在魏民洲的通报中痛斥,魏民洲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政治投机和政治攀附,政治品行败坏,长期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
陕西省纪委在李大有的落马通报中,罕见地点了魏民洲的名字,可见两人关系之铁:“李大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反组织纪律,利用与魏民洲的利益交换关系,干预和插手组织人事工作,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源;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反生活纪律。”
李大有究竟是怎么攀附魏民洲的?一个生动的细节是,为了酷爱面食的魏民洲出差在外能随时吃上一碗面,他安排大厨随行,带着工具和上好原料,以备魏民洲随时想吃就吃。魏出差期间的饮食问题,基本上都是李大有安排专门的厨师跟随。
李大有人称“面条老总”,这个绰号一则是指他手下公司经营陕西面食美食,二则有传言说他与魏民洲都有吃面食的爱好,私交甚笃。李大有长期担任西安旅游集团董事长,旗下曾控制西安饮食、西安旅游两家上市公司。
李大有费尽心机,大搞攀附,瞄准的还是魏手中的权力。他给魏派了厨师、端上“一碗面”,得到的东西却是“捞取政治资本、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源”等等。
“政治攀附”首用在这个安徽贪官身上
除了魏民洲与二李,还有两位被批“政治攀附”的是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与证监会原副主席姚刚。
5月2日,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中纪委通报中措辞严厉,“陈树隆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通报还指出,陈树隆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党内政治生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严重破坏政治生态。
7月20日,姚刚被立案审查。中纪委的通报中说,“姚刚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搞政治攀附,利用职权为他人及企业提供帮助,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生活纪律。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报道显示,姚刚与同为山西人的令计划家族,尤其是令完成有牵连。年少得志的“发审皇帝”姚刚掌控中国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长达13年之久,与令有关的公司均快速通过审核,得以在A股上市。
攀附,指附着东西往上爬;比喻投靠有权势的人,以求高升。“政治攀附”一词首见于今年5月2日中纪委对陈树隆的通报,但究其实质,实为人身依附。如果以此观之,则先前打落的“大老虎”中,有不少人也在干同样的勾当。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课题成果显示,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帮派化”是一个重要特征,高官们在帮派组织中更多的是扮演“山大王”的角色,独霸一方。譬如周永康之“秘书帮”,郭永祥、李崇禧、冀文林等几个省部级干部作为周之羽翼,必然是攀附于周。攀附上“大老虎”意味着有了靠山,可以为自己的加官进爵、升官发财增添更大的筹码。
在官场机会主义者眼里,一举一动都是为了利益。为了得到额外的收益,他们利用已有资源,或攀附权贵获得上升机会,或付出资源拉近关系获得支持,当然,这样的付出背后都是经过算计的。显然,这种利益博弈是一种劣平衡,也是一种潜规则。在潜规则盛行之处,“原则斗不过潜规则”,官场机会主义者会构造一个利益链条或曰圈子,资源共享、雨露均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按“贡献”大小分摊利益,成就了多少官场宵小!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七个有之”概括了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
十八大以来,从提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的政治判断,到以“五个必须”归纳党员干部应当遵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再到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政治纪律排在“六项纪律”之首,所体现的是党中央对管党治党内在规律的清醒把握。抓住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个纲,把严肃其他纪律带起来,正是管党治党的治本之策,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回头看看陈树隆、姚刚、魏民洲这些“大老虎”,他们已经是省部级官员,仍然要去“抱大腿”,人们不禁追问:他们攀附的是哪一位?
倘若有了上文没下文,那就不仅是吊大家胃口的问题了。搞“政治攀附”的,上上下下都得捋干净了,犁庭扫穴,不留余种。否则,党纪国法不允许,老百姓不满意。